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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想写挺多，但看看能写的没几个。周末了，那写点书影评吧。
文中图片全部来源于豆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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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哈佛大学的汉学泰斗孔飞力（Philip A. Kuhn）出版了一本震动史学界的作品——《叫魂：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。
1768年，乾隆三十三年，乾隆帝57岁，年富力强，治下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。这本书就由这一年开始，目光落在富庶的江南，讲述了一种“叫魂”的妖术，及其引发的后续事件。“叫魂”这种妖术，据说是一些游方和尚、道人与乞丐，可以通过剪下人的发辫、衣角，实行一定的仪轨，便能够窃取对方的灵魂为己所用。
如今再看，我们当然知道那是封建迷信。但在当时，这样的流言引发全社会的恐慌。最后的结果是，只要有人指着陌生的流浪者大喊“他剪了我的辫子”，那么他就完全可以从一个原本卑微的农民，立刻站在道德与律法的高点，调动官府的力量，将被指控者置于死地。在那个等级森严、皇权至上的社会，普通百姓生活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无力感之中，“叫魂”流言的出现，意外地赋予了社会底层一种“合法的伤害权”，对他人进行构陷，成为了盛世蝼蚁们宣泄焦虑、确认自身存在感甚至清算私人恩怨对最佳武器。
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：为什么是游方和尚、道人和乞丐成为了恐慌的主要牺牲品？
答案很明显：因为他们是“无根之人”，没有宗族势力的庇护，处于权力结构的绝对边缘，攻击他们，不仅成本最低，而且最“安全”，还能享受一种原本无法拥有的“权力”带来的快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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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哔哩哔哩的UP主解说冯小刚2017年的电影《芳华》翻红了。系列视频三集，总播放量已超3700万次，有一部甚至登上全站第一。初看电影，人们满眼是特定年代的“红色浪漫”：阳光洒在练功房地板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雪花膏的味道。文工团，是多少人的梦。而今时不同往日，UP主的“另类解读”突然爆火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剥开怀旧的滤镜，看到的是另一部电影。
看视频的观众大体上分为三部分：觉得不太对的，觉得太有道理的，和根本没看懂的。我虽然觉得这个系列的解说不太对，有点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的感觉，但必须承认，客观上这样的视频也是一种普及。在历史记忆斑驳飘忽的时刻，能抓住点什么，看看也好，也不能拿豆包不当干粮不是？
就像别总说我一会讲历史，一会讲电影的，我要是能写点这那的，谁会喜欢玩猜谜。
但我今天不提解说，只聊电影。
刚才先介绍了《叫魂》那本书，当我们读完那本书再重新审视《芳华》，就会发现这个看似充满理想主义的文工团，在筛选“猎物”时，遵循着与1768年一样的权力逻辑。
首先是刘峰，一个被意识形态“去性化”的符号。
刘峰的悲剧，看似源于一次冲动的表白，实则源于他被集体强行赋予的“神性”。集体对他只有一种期待：他是修地板的劳力，是煮破饺子的食客，是随时待命的公仆，但他绝不能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性欲的男人。在那种宏大的叙事中，符号是不允许有私欲的。
当一个人被捧上神坛成为符号，他就丧失了做人的权利。
在《叫魂》中，头发不是头发，“辫子”是皇权的象征，敢“剪辫子”就是对皇权的亵渎；而当刘峰对林丁丁表露出男人的爱意时，这种行为被视为对革命的亵渎。集体对他“触摸事件”的愤怒，不是因为他猥亵，而是因为一个想象和符号竟然流血了、动情了。这种认知失调引发了集体的恐慌，必须通过毁灭他，来维护信仰的纯洁性。
其次是何小萍，一个有着“异味”的阶级异类。
如果说刘峰是因为“太完美”而被献祭，那么何小萍则是因为“太卑微”而被吞噬。她出身不好（父亲在劳改），这在讲究“根正苗红”的文工团里，注定她是权力的最底层。
影片反复强调她身上的“馊味”。这不仅是物理上的汗味，更是“阶级异类”的味道。集体通过嫌弃她的体味、当众撕开她的海绵胸罩，来完成一种权力的合谋。每一个参与嘲笑她的人，都在潜意识里通过踩低她，来确认自己属于“干净、优越、主流”的群体。
这种霸凌不需要理由，只需要默契。
正如孔飞力所言，对于处于社会焦虑中的人们来说，通过攻击一个公认的弱者（替罪羊），是释放压力、获得集体归属感最廉价的方式。
然后是林丁丁。
很多观众痛恨林丁丁的“落井下石”，认为她虚荣冷酷。但如果将其置于当时的权力结构中，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政治投机。林丁丁并非不知道刘峰是个好人。但在那个年代，“作风问题”等同于政治自杀。当刘峰抱住她的那一刻，她面临着一个恐怖的博弈：如果她沉默，一旦被第三人发现，她就是“腐蚀英雄”的坏分子；只有主动高喊“救命”，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并抢先给刘峰贴上“耍流氓”的标签，她才能完成与这个政治隐患的切割。
正如《叫魂》里的百姓为了自保而指控路人是“妖人”一样，林丁丁利用了道德审判这一公权力，对弱势者进行了毁灭性打击。她这一喊，不仅是拒绝，更是一种政治站队。
孔飞力在《叫魂》中指出，盛世之下的普通人之所以热衷于抓“叫魂”妖党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人口压力巨大、资源极度内卷的社会中。对于处于底层的民众而言，能够拥有对他人的生杀大权，是一种令人陶醉的补偿。这种通过毁灭他人来确认自身安全的心理机制，没有变过。
《芳华》里的文工团表面上光鲜亮丽，男俊女美，实则是一个残酷的博弈场。主角名额只有一个，提干机会寥寥无几。在这样一个封闭且资源匮乏的体系里，刘峰的倒掉对其他人来说，不仅是一个道德事件，更是一个利益事件。
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“平庸之恶”。那些落井下石的战友们未必是天生的坏人，但他们深知：消灭一个竞争对手，或者通过踩踏一个落难者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坚定，是成本最低的晋升阶梯。
从我文章里写过的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，到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些已经没有办法打出名字的教授、学者、记者、作家、电影人、音乐人、自媒体和个人账号，他们在网络上的突然“死亡”，往往并非因为他们犯了什么具体的错误或者违反了什么法律法规，而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情绪宣泄的靶子和一条移动的线。
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无力时，在网络上对一个素未谋面的博主喊打喊杀，看着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账号因为一句“政治不正确”的言论被封禁、被消失，会产生一种虚幻的掌控感——仿佛自己参与了某种宏大的历史进程。
这与《叫魂》中官员和百姓急于抓捕“剪辫者”；《芳华》中，那些昔日受过刘峰恩惠的战友，为何在他落难时避之唯恐不及，甚至主动划清界限？
因为在极端的集体主义氛围中，“不表态”就是一种罪过，“不切割”就是一种同谋。
以前，人们用“公知”来否定一个人的智识，而如今，标准愈发收窄，任何对现状的“描述”、不同生活方式的展示，甚至仅仅是引用西方作家的一句话或者是某种观点，都可能被扣上好几个帽子。
这种标签话的审判到最后，不再需要逻辑和事实，只需要立场。
就像林丁丁不需要证明刘峰真的猥亵了她，只需要哭就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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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缪尔·约翰逊说：“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。”（注：这里是不当引用，当时他说这句话有更深层次的背景和比较复杂的上下文，本文在此仅仅为了引出下面的话，没有任何其他引申含义）
在《叫魂》的逻辑里，我们可以将其修正为：“政治正确是弱者最后的进攻武器。”
在1768年，一个无权无势的农夫，只要指控对方是“妖党”，就能调动官府的力量来打击私敌。
在《芳华》中，林丁丁只要指控刘峰“作风腐化”，就能利用铁拳将其碾碎。
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极其阴暗：只要我披上了“正义”的这层皮，我就拥有了对他人的“合法伤害权”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是否真的正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，而你成了“人民的敌人”。这种权力的幻觉，让无数在现实中唯唯诺诺的人，在网络上变成喊打喊杀的喷子。
4
2017年《芳华》上映时，主流的声音是怀旧。那是经济尚在高歌猛进的年代，观众像那个吃西红柿的萧穗子一样，从容地咀嚼着青春的酸甜；到了2025年，屏幕上是“看哭了”、“看怕了”“看懂了来不及了”的弹幕。
这种翻红，是因为那颗当年砸向刘峰的石头，经过漫长的飞行，砸进了每个人的生活。
曾经，人们以为自己是萧穗子，是时代的幸存者、观察者和记录者。
但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迁，泡沫破碎，职场内卷加剧，年轻人在经历过和谐、和谐和和谐后，才发现：我们不是萧穗子，是刘峰。
在《叫魂》的结尾，孔飞力写道，虽然乾隆叫停了清剿，但社会信任的纽带已经被彻底割断。在今天，当看到一个普通人因为一句无心之言就被无限上纲上线，被网暴至社会性死亡时，是否会意识到：没人能保证自己永远“正确”。
电影的结尾，只有两个被集体抛弃的“残次品”——断臂的刘峰和精神失常过的何小萍，在车站的长椅上相依为命。讽刺的是，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过去后，唯有他们两人，保留了最干净、最温热的人性。
索尔仁尼琴曾说：“一条界线将善与恶分开，它是穿过所有人的心，穿过所有人的心”。真正的芳华，不应是整齐划一的方阵，也不应是只有一种颜色的花园。如果我们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，至少当集体举起石头准备砸向下一个“刘峰”时，至少可以选择：把手里的石头悄悄放下，不要成为那个叫魂场的人。
（来源：豆瓣电影）
宏大叙事终将烟消云散，唯有对他人的悲悯与尊重，才是永不凋零的芳华。
以上。